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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8
70年前當蘇聯軍隊解放奧斯威辛死亡集中營之際，許多囚犯被撤退的納粹軍隊殺害或是運走。那些離開的人裡頭有一些雙胞胎小孩－被Josef Mengele博士當做令人不安的實驗主題。
Vera Kriegel與她的雙胞胎姊妹Olga在5歲時被從家鄉Czechoslovakia帶到奧斯威辛。
在運輸的過程中在貨箱裡與死人緊緊的靠在一起，她回憶道，當抵達集中營時踩著「如階梯般排列的亡者」離開火車，是「純粹的恐懼」。
新抵達集中營者會被分類為虛弱的與強壯的，前者被送去毒氣室後者則被派去勞動。Mengele和他的助理也在那邊端詳著雙胞胎們。
Vera與她的姊妹和母親被直接帶給黨衛軍上尉Josef Mengele。Vera回憶道，Mengele對她母親「完美的亞力安特徵」與藍眼睛感到著迷，不過Vera和他姊妹的卻是棕色的。
Mengele挑選她們進行實驗。
另一位名叫Jona Laks的女性回憶起她抵達集中營的情況，她在青少年時被從Lodz猶太人區帶走。她並沒有馬上被辨認出是雙胞胎，隨即被送到毒氣室的方向－而當她的姊妹告訴Mengele她們是雙胞胎時，他將她們帶往實驗室。
Josef Mengele是一個在法蘭克福遺傳生物學及種族衛生研究所進行雙胞胎研究的研究員的助理，他於1943年5月開始在奧斯威辛工作。
在那裡他擁有源源不絕的雙胞胎供他研究，而且即使雙胞胎死亡他也不會因此惹上麻煩。
根據牛津布魯克斯大學的Paul Weindling教授所撰寫的「納粹人類實驗的犧牲者與倖存者」，有數百名兒童被Mengele用於實驗。
他說：「我找到被迫與Mengele一起工作的醫生與細菌學家留下的一項紀錄，有732對雙胞胎」。當中顯示醫生對遺傳學的興趣。「我想Mengele可能對於擁有雙胞胎的遺傳傾向感興趣。」
他相信有許多雙胞胎從奧斯威辛中倖存了下來，卻也幾乎肯定吉普賽的雙胞胎們已經犧牲。
有些當年的孩子，現在已經老了，還保有一些實驗的記憶，其他的人則不是這麼100%的肯定。
Jona Laks說Mengele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移除人體內的器官，如果雙胞胎其中一位死亡了，另一位就會被殺掉。Vera Kriegel說他用朝心臟注射的方式殺人，並解剖他們。
她的腦海裡浮現出研究室的場景。「我正看著那面滿是人類眼睛的牆壁。上面有藍色、棕色、綠色的眼睛。這些眼睛開始瞪著我就像蝴蝶的標本一樣，而我跌坐在地板上。」
在第一個實驗中她和姊妹一起被關在一個小木籠裡，並被注射一針痛苦的藥劑－她不清楚這藥劑的用途，後來想，這可能是企圖要改變眼球的顏色。
她說明，在其他的實驗中，她們以及超過100對雙胞胎被注射了 會導致壞疽的病菌－從嘴巴或生殖器注入，這會導致癤及壞疽。
有些雙胞胎開始發燒，有些則死亡。她也記得當有雙胞胎失蹤時Mengele會生氣－曾經就發生過一次，但她盯著Mengele直到Mengele發現不能完全支配她為止。
除了雙胞胎，Mengele也針對侏儒、巨人症者和吉普賽人進行實驗。
1944年時才9歲的Moti Alon還記得，在奧斯威辛時曾被迫觀看侏儒與吉普賽婦女性行為的場景。
他記得手臂上被刺上數字。他的兄弟也是，不過這個刺青出了點差錯。「他們把10刺成了17，所以他們進行修正並加上些記號」。
3歲時和兄弟一起被抓進集中營的Menachem Bodner，這些數字變成了他的身份。
當1945年離開集中營時，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該是誰（除了數字）。
透過以色列系譜學家Ayana Kimron還有開設臉書專頁的協助之下，他很快的找到自己真正的名字，Elias Gottesman。此外，他和他的哥哥，Jeno，是在前匈牙利Munkacs東方的一個小鎮出生的，現在位於烏克蘭（現在地名為Mukacheve）。
Kimron同時查到他的父親在集中營裡過世，母親Roza則在死亡行軍至佛洛森比爾格集中營後回到匈牙利，1946年在一次反猶動亂中於家鄉遭到謀殺。
現年74歲的他持續在找尋他的雙胞胎兄弟，他最後一次看到對方是在1945集中營被解放的時候。
Vera Kriegel記得在1945年1月26日，守衛們「在巨大的恐慌之中」。所以他們向營區潑汽油試圖銷毀所有的證據。
Vera、他的母親與姊妹帶著巨幅的家族照片逃離營區，不料卻被抓住毆打並被拖回軍營。
翌日，蘇聯軍隊來到奧斯威辛。她描述，「士兵帶來這些條紋大衣，告訴我們將它換上並捲起我們的衣袖，使編號露出來。」
他們對我們和孩子進行拍攝，想知道我們身上(還有)Mengele的實驗發生了什麼事。所有的事情都被紀錄下來。
至於Mengele則是逃到了西方並被美國軍隊逮捕。然而他的手臂上並沒有紋上黨衛軍的血族刺青，在名字沒有登錄在主要戰犯名單的情況下被一個軍事小隊釋放。
他在巴伐利亞成為雇農，直到1949年逃到了阿根廷。
雖然西德當局在1959年就發佈了他的通緝書，Mengele卻直到1979年才在巴西的一個度假風景區溺斃。他躲藏在聖保羅，化名為Wolfgang Gerhard。
那些從奧斯威辛集中營與Mengele的實驗中存活下來的孩子們四散各處。
Moti Alon 、他的母親及雙胞胎兄弟在1945年55日終於回到了家鄉布達佩斯。他現居於以色列。他說：「我未從那裡得到創傷」。
Vera Kriegel和她的母親在戰後移民到了以色列，現在還住在那邊。這麼多年過去了仍然會做惡夢。
Jona Laks成為了運動者，Mengele雙胞胎受害者團體的領導者。她多次前往奧斯威辛集中營，訴說著那些無法從心中抹除的實驗。
Menachem這個沒有名字的男孩終於回到了故鄉烏克蘭的小鎮。
「我告訴司機停車然後走出車外，有一些東西讓我覺得熟悉，非常熟悉。」
「我記得這條路，我記得兩個蓋世太保從我的右邊逼近...然後到了我家。」
他首先回憶起在戰爭與大屠殺前無憂無慮的父母。
「那是個中午，我母親穿著一件有白色小花的綠色裙子...我記得她的背影、而不是正面。」
「這就是我所記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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