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抗爭、也要生活
許宸耀/東海社工
「硌艾瓦固？」[1]
這是五天以來我們很常聽到的一句話。在國家政策轉變以及政府功能的失靈之下，因關廠潮失業而領不到資遣費及退休金的老工人們，已經跟這個號稱「由人民組成的國家」打了十幾年的仗。長久以來，不斷的北上夜宿、以機關的地磚為家，烈日與風寒造成的不僅是身體方面的傷害，這場看不見終點的抗爭，也令他們不斷的累積精神上的壓力。
與這些工人長輩們的對談，我讀到她們的疲累。
四、五十年前台灣經濟起飛，輕工業的發展急缺人手，農村人口不斷的流向都市，甚至向外島招募人力。桃園人、嫁來桃園的人、舉家搬來桃園的人，這些人共同的生活重心不是家庭、不是孩子，而是那個社區的大工廠—聯福紡織。不透明的薪資、微薄的報酬與長的工時，這些女工人們的人生、青春、甚至一部份的家庭，最終都葬送在這個惡性倒閉的企業裡。
「那個老闆沒天良啦！」
「薪水是還好啦，底薪差不多有一萬五，可是我們縫那個扣子齁還有那個袖子和領子還有標籤那些，一個才幾毛錢，幾毛而已喔，有些比較貴的是有幾塊啦可是很少。天天都加班也很難賺到一萬七勒。」
「我十幾歲剛畢業就進來做這個，做到現在你看工廠變成這樣，老闆跑了錢也沒給，實在很無奈啦。」
「我們這附近喔還有兩個人，她們都是嫁給那個外省老兵啦，後來搬過來。孩子轉學因為不會跟人講話阿，所以後來都去打架，有時候還會拿刀子打勒。後來就有兩個孩子就沒回來，失蹤啦。也報警了，到現在都沒回來。」
「媽媽就一直在加班根本沒時間管阿，每天都會到9點多勒。爸爸就都在軍營裡久久才回來一次。」
聯福關廠後，工人們首先要面臨的當然是資遣費與退休金的問題，接著便是再就業的可能性和困難。八德廠關廠前似乎就有許多跡象顯示李明雄不打算完整的發放工人們應得的報償，公司說服退休的工人不要一次領完所有的退休金，而採取分期付款的方式。許多人因此只領到部分的退休金，剩下的就石沈大海了。至於新的工作，則是面臨當各種的難處和阻礙：年齡、家庭、遠程移動的技能。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勞委會沒有任何實質上想幫助他們再度就業的動作。十六年後，卻又派遣了一批所謂的就服員到各個家庭中美其名協助就業，卻是想分化這些老工人們，勸其還款、削弱抗爭的團結力。
「為什麼會來聯福喔，因為離家裡很近阿。是有聽說它有時候會晚發薪水啦，可是沒有不給過。哪知道就這樣…。」
「我們之前有個朋友退休，公司就叫她說退休金不要一次拿啦，大概分六七張支票這樣每個月去領，結果他才領三張工廠就關啦，後面的根本領不到，都被老闆騙。」
「後來是有去找工作啦，在台北那邊做一陣子，但是太遠啦，老公就叫我回來顧小孩就好。我也不會騎機車，太遠的地方也沒辦法去。」
「有去找過幾個工作啦，在面試的時候人家就會說『阿姨，這工作很辛苦耶你可能會沒辦法做』。就是覺得我們年歲大了，做沒有這樣。」
「其實聯福的工人有很多工廠都愛用，有很多後來都去別的工廠工作。那個誰後來去一家，結果也是關了不給錢。」
「勞委會說什麼現在要來輔導我們就業，十幾年前跨謀郎[2]，現在都老了是要就什麼業？」
而由曾茂興、毛振飛等人帶領抗爭的結果，勞委會開出得條件和解決方案，卻在十幾年後被全盤推翻，當初的補償「被成為」了借貸，說好的不會跟你們討錢變成了「工人們知道這是借款」。好似在做夢一樣，醒來之後一切都成為了泡影，徒留被再度欺騙的憤怒，以及對失去信用的政府感到哀傷。左右鄰里間的冷言冷語，親戚間因為曾是擔保人而產生的爭執與決裂，勞委會的手段不僅令工人感到心寒，也摧毀了她們的家庭、血親與鄰里關係。這是十惡不赦的絕戶計，卻出自於為人民服務的政府！
「那時候勞委會就派人來叫我們簽，說不會跟我們要啦。就說保人那個自己簽也可以，像我就回家拿我兒子的印章就蓋了。」
「如果當初知道是借的我才不要勒。而且哪有借錢還有零頭的，如果要借都是借整數50、100萬的，你看我的是274,354元，還有4塊錢的。我借4塊錢幹什麼？要借當然會借整數阿。」
「去年我去抗爭的時候齁，回來鄰居都跟我說『阿這樣有用嗎』。也就只能讓他們去說，不然怎麼辦？」
「我大嫂知道這件事之後，就跟叫我以後不要來往啦！」
然而在抗爭過程中，除了本身做工甘苦人的毅力之外，也是靠著家人和親戚的緊密連結與打氣，以及社會各層面的幫忙，使得他們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勇敢面對國家機器的暴力，爭取自己的權益、爭取大眾的權益，為那些沒有時間的人、不知道自己權益受損的人、不知道自己權益受損還自認為理性又冷言嘲諷的人，爭取屬於所有人的權益。
「我老公和孩子她們是支持我啦，只是會擔心的我的身體。老了不能摔阿，哈哈。」
「我的擔保人原本是隔壁鄰居啦，後來他死了就繼承給他兒子。原本他那個兒子齁，知道這件事情很生氣，都不跟我們家來往，可是後來看新聞知道我們去抗爭以後就跑來說我們這件事情很有意義，還說：『阿姨，以後要出去要跟我講，我也一起去』。」
「那時候保人是寫我大姊，他接到法院的支付命令的時候很擔心的打電話過來問我發生什麼事勒，還問我有沒有錢可以還，如果沒有的話他可以墊。」
「上次推輪椅那個，我看你們學生在大太陽底下幫我們推輪椅，心裡實在是『揪恩甘』[3]，真的是很感謝你們。」
一次又一次的協商、遙遙無期的法律程序卻讓這些工人們看不到希望的彼端，每天要面對的仍然是心頭上這躲一直揮之不去的陰霾，長久下來、身心俱疲。勞委會所謂的貸款，對某些工人來說並不算是拿不出來的錢，在789方案的「補貼」下，所需支付的金額又更小了，而勞委會也放消息說時間一到就要停止補貼方案。因此許多人開始考慮支付這筆錢，離開被國家暴力壓迫的當下。
「王浩[4]，現在是什麼情形？還要多久？」
「我現在是覺得說想去還啦，只是不知道程序怎麼跑。」
「有人說七月十五號那個789方案就會停掉，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們覺得我該去還錢嗎？」
「王浩，什麼時候才結束？」
我們猜想，對這些工人來說支付這筆錢並不意味著承認這是借貸，而是她們需要一個平靜的生活，不是屈服而是妥協。看到他們所面臨的，又怎能苛責？回過頭來看到政府的嘴臉，卻是更覺得可惡與可恨。洋洋得意的聲明稿—
「已經有半數人還錢」—裡頭看不見人民的無奈與苦處，有的只是對敵勝利的傲慢。一個把人民當成敵人的政府，如何能實踐人民的幸福？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工人選擇繼續抗戰，為的是權益、為的是道義、為的是一口氣！
「日子順順的過就好了啦。」
「我接到法院支付命了的隔天齁，這邊一搓頭髮一個晚上就變白了，現在是染髮染掉。」
「也是有還錢的人繼續來跟我們參加抗爭阿。」
「毛理事長他們幫我們這麼多齁，現在去還錢就很對不起他們阿。」
「原本我是想還錢啦，可是我兒子跟我說人家都幫你幫到這樣了怎麼能做這種事，做人要有道義阿！」
「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皆是讀書人」。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要從那個脈絡下去看，才能理解勞委會的所作所為是合理的？接觸這群工人們，特別是感受到她們的疲憊與焦慮的時候，讓我一度感到現實情況的不可撼動的灰心喪志，而得知他們平常沒有相互聯絡時又感到震驚。
許多研究顯示，人在特定的環境裡、結構中，其行為很容易受到影響與改變，我們要正視這個事實，並盡可能的貼近、理解每個人在關係中的難處和不可抗拒的無奈，但是不能把它當作自然的不可改變狀態。我在我的生命經驗中體驗到了人的能動性，在閱讀全關聯的事件時也看到人的能動性，到目前為止我所得出來的結論就是：人需要一個安全自在的環境。要舒緩工人們的疲憊與焦慮，就是需要這樣一個環境。
作為抗爭的主體，這群老工人們打的很艱辛，卻打的很有成效。他們願意上街頭抗爭，是因為自救會、工會等組織使他們相信他們在抗爭中，是與人一起的，所以北上抗爭的動員不是什麼不好的經驗。然而，離開抗爭的場合作為生活的主體，工人們日常生活中卻鮮少彼此聯絡，往往單獨的面對各方的壓力。與人聯絡成了不好意思打擾別人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抗爭的種種事情似乎變成羞於啟齒、「不可為外人所道哉」的個人事務。所以便可看到，即使是住在同的廟口附近，卻也只有在運動場合才比較有可能互相見面。這種微薄的關係網絡，使得散場之後的壓力只能獨自承受，毫無抒解喘息的機會。
所謂的環境並不單指是某種物理空間，更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關係。我認為社會工作(原本)要做的，正是建立起一個安全自在的環境，讓人在其中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目前我看到聯福自救會的工人們較欠缺的，正是這種安全自在的生活環境，未來我們可以協助的一個方向，就是協助這些工人們擁有在日常生活中的緊密連結，彼此見面、聊天、討論，不會因為沒處「說話」而擔心受怕，使他們在平常生活中也能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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